2019年3月28日，看到《中国能源报》采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包信和的文章《中国科大校长包信和：煤炭清洁利用，不仅仅是简单的“一烧了之”》，让我想起了10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大约是2005年3月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时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所长包信和发言介绍了大连化物所开发的用煤制烯烃技术。因为我分管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对他的发言很感兴趣。通常作为化工基础原料的烯烃是由石油化工生产的，我国煤多油少，如果这项技术是成熟的，可以用煤代替石油生产烯烃，意义很大。所以，会后我约包信和所长到我的办公室再给我详细介绍一下煤制烯烃。

         我向他请教了许多我不懂的技术问题。详细了解后，我觉得这项技术属于我国自主创新，在我国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我对包信和说：“要把科研成果变成工业化生产才更有意义，也才能使科研人员更有成就感。但是过去我们把科研成果变成工业化生产做得很不够，科研院所、大学，关心的是拿出研究论文，科研机构和企业是‘两张皮’，缺乏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工业化生产的好的机制。另外，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工业化生产，一定要发挥企业的作用，要选择有技术和经济实力、有执行力的企业，来转化这些科研成果。”包信和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把大连化物所煤制烯烃技术转化为工业化生产，我想到了神华集团。因为神华集团有资金实力，有人才。

         时任神华集团副总经理张玉卓原来在原煤炭工业部的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工作，后来神华集团董事长叶青把他调到神华，重点抓煤化工，当时他正忙于从美国UOP公司（环球油品公司）引进 MTO（煤制烯烃）。张玉卓有过硬的科技能力，有合作精神，有创新煤化工技术的激情。我找到了张玉卓，把大连化物所开发煤制烯烃的技术向他作了介绍，并告诉他国内这项技术已经成熟了，而UOP尚在小规模实验室阶段。他听后非常感兴趣，非常支持国内自主研发技术产业化。我把神华集团愿意合作的信息转告给大连化物所，大连化物所具体从事这项技术科研工作的是刘中民研究员，以后具体事务我主要找刘中民联系。

         后来在神华集团和大连化物所的具体商谈中，双方都有合作的愿望，都很大气，形成了合力。神华集团支付给大连化物所一亿元技术转让费。据中国科学院说，这是中国科学院成立以来得到的最大一笔技术转让费。

         神华集团的团队很专业，又讲科学。在陕西省的支持下，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化物所和神华集团在陕西华县先进行了50吨/日的工业化试验，成功后下决心采用大连化物所的DMTO技术，在包头建设年产60万吨烯烃的煤制烯烃工厂。在中石化洛阳院等院所的通力合作下，顺利地建成了年产60万吨煤制烯烃项目。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第一个真正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煤制烯烃项目，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

         盛华仁同志原来是中石化的董事长，后来任国家经贸委主任。我陪同他参观了包头的煤制烯烃项目，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要求中石化有关企业开展煤制烯烃的工作，现在中石化也有了自己的煤制烯烃技术。

         我还陪同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参观了包头煤制烯烃工厂，哈萨克斯坦代表团一行都很震惊。

现在，用大连化物所的技术已经在全国建成了13套煤制烯烃项目，总生产能力达到716万吨，加上中石化的项目，全国煤制烯烃生产能力已达1300万吨，节省了我国资源不足的石油，也为煤炭的转化找到了一条出路。业内人士评价，在国际油价上涨时，由于我国有了煤制烯烃，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烯烃的价格。去年神华集团的煤制油煤化工板块利润达到60亿元。

         现在包信和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调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校长。张玉卓、刘中民都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但并不是所有的科研项目转化为工业生产都那么顺利。

         在这个项目成功之后不久，某单位搞出了煤制乙二醇。乙二醇是生产化纤的重要原料，我国还需要大量进口，我也想如法炮制，把该单位煤制乙二醇技术迅速转化为工业化生产。我同样把该单位的技术介绍给了神华集团，但是由于民营企业参与竞争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该单位和神华集团的商谈最终没有达成一致。

         同样，大连化物所开发的其他一些技术，在转化为工业化生产中也没有能像转化煤制烯烃技术那么成功。可见，要把科研技术转化为工业化生产，科研机构和企业必须紧密合作、有很强的执行力才行，对技术转让费的期望也应该实事求是。

         回顾这件事源于对科研成果转化为工业化生产的感悟，希望今后有更多的科研成果像煤制烯烃那样转化为工业化生产。

作者简介：

张国宝（1944年11月19日~2019年10月4日），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