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科教授， 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每年全球只选一名），南方科技大学清洁能源研究院院长、创新创业学院执行院长，讲座教授。回国前任GE全球研发中心首席科学家，加州理工能源中心董事，国际匹茨堡煤炭会议组织理事，在Exxon-Mobil及UTC等著名跨国公司供职多年，并担任著名催化剂公司Topsoe副总裁。回国后任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兼首席技术官(CTO)，神华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海归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常务理事、副主任；著名海归精英组织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常务理事、粤港分会会长；瑞科天启公司合伙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副会长等职。
▲刘科 院士
刘科拥有发明专利80余项，获2006年度全美绿宝石特别科学奖，2013第30届国际匹茨堡煤炭转化创新年度奖。领导了全球最大、最新的 (630MW)IGCC零污染火电厂项目新技术的研发工作，全球第一套车载汽油制氢装置用于驱动燃料电池汽车研发和示范，第一个商业化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微矿）分离装置，第一台燃烧100%甲醇的柴油机等多个大型项目研发，并做出了关键贡献。和李彦宏、施一公等一起当选2015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
辞去高薪回国 只因一个“碧水蓝天”的梦想
一个宁静的夜晚，在美国南加州舒适的家里，刘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中国环境污染的新闻报道，报道说，有一些地方，10岁以下的孩子对星星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因为这些孩子从出生后就再也没看到过星星了。刘科看完报道，站起来推开窗，而窗外是满天繁星。
“当时这种鲜明的对比真的让我很震憾，也很纠心。”刘科感慨地说， 不管经济再怎么发展，假如我们的孩子都看不到星星了，我想这肯定不是我们相要的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的根源在能源，一方面经济的发展需要能源，另一方面又要保护好环境，要解决好这个矛盾就需要更多更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而我刚好就是干这一行的。
“无法对祖国日益恶化的环境坐视不理”的强烈责任感，让刘科在2009年底，毅然辞去 通用电气公司（GE） 公司高职，回到了国内。当所有人都对他的选择表示惊讶不解时，刘科的回答却异常简短：“让祖国的天更蓝、水更清，是我后半生的夙愿。”
辞职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当刘科向GE的美国老板提出辞呈时，老板建议他别着急，别糊里糊涂地辞职，说会给他推荐一个财务分析师，给他算一下辞职的损失会有多大，然后再来决定要不要辞职。刘科以为老板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几天后美国老板还真给他推荐了一个财务分析师，认真地算了一笔帐。
“其实这笔账，我自己也算过，只不过没有分析师算得这么准、这么专业，而且算出来的结果比我自己算得多得多。”刘科笑着回忆说，但人的一生不能光为金钱利益而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更重要，所以算完后我还是告诉美国老板自己决定回国，帮助国家从零筹建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
在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担任VP&CTO期间，刘科承担了国家“863”等重大科研项目，积极参与中国工程院的重大项目“中国煤炭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战略研究”、“能源金三角发展战略研究”等课题……所参与的一切工作都与能源、与环境息息相关。
南方科技大学清洁能源研究院吴昌宁副教授，与刘科结识于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吴昌宁在2010年由刘科亲自面试招进研究所工作，2017年初又在刘科盛情邀请下决定南下，5月份加入南科大，“认识他这么多年，无论是当年在北京，还是现在在深圳，他‘ 让祖国的天更蓝、水更清 ’的初心始终没变。“吴昌宁说，不管是在技术还是项目的选择上，刘院士都是围绕这个绿色的梦想和愿景来的，这是最让我感动和敬佩他的地方。
潜心研发新型炼煤技术 对治“雾霾”之痛
回国后，刘科也切身感受到空气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 “雾霾” 的防治。“解决问题，自然先要洞悉其症结所在。”在刘科看来，，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密不可分，深入了解我国能源结构才能帮助我们明白污染症结来自哪里。
“对雾霾贡献最大的是占其约50%的‘二次颗粒’，即化石燃料燃烧尾气中的气态污染物和挥发性有机物进入大气后，在一定的水雾状态下与空气中的氨等物质发生气溶胶反应形成的颗粒。因此要去除雾霾，就要减低这些污染物的排放。”刘科说，中国能耗以燃煤为主，煤炭消耗量已经从十几年前的每年10亿吨上涨到今天的接近每年40亿吨，如果再不对其进行清洁处理，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而让刘科最为着急挂心的是如何对治散烧煤的污染。因为大电厂按规定都需安装脱硫、脱硝和脱粉尘设备，脱除率达到90%以上。若集中燃煤，尾气中的污染物可以控制到和天然气燃烧相近甚至更低的程度。世界平均煤炭集中利用度是60%左右，欧美日等国家能达到90%以上，而我国煤炭集中利用度不到50%。
“目前我国有近70万台中小锅炉散烧约6亿吨煤， 散烧煤是‘雾霾’最重要的成因之一，如何使近6亿吨散烧煤变清洁是解决雾霾的关键。”刘科说， 但给每台中小型燃煤锅炉配备脱硫脱硝设施的成本过高，基本无法实施。同时，中国的天然气供应总量约相当于3亿吨标准煤，难以实施对中小型锅炉的煤改气工程。因此，对中国而言，将煤炭在燃烧前处理干净是一种必然选择，这也是有效改善中国雾霾状况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对把煤搞干净再燃烧，刘科经常举石油的例子，“大家都说煤脏，不能怪煤，而是我们利用煤的方式错误了，因为石油不经冶炼，直接扔到锅炉里烧，比煤还脏，但这一百年来建起了炼油工业，把石油搞得越来越干净，煤是同样的道理，应该做同样的工作”。
回国这些年来，刘科除了不遗余力通过论坛、研讨会、传媒等各种渠道和方式呼吁实施煤的分级炼制（Coal Refining）外，还带领研究团队，与美国的合伙人公司联合开发了一种新型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分离技术——微矿分离技术。该技术是颗粒粒度控制、微纳米技术和材料加工多学科交叉的一个革命性应用成果，利用此技术可以高效地将煤或煤矸石所含的矿物质及水分分离出来，制备出高品质的、富含植物生长所需微量元素矿物质土壤改良剂以及类似固体酒精一样的超净固体燃料。
“简单来说，就是在煤燃烧前，通过微矿分离技术把煤搞干净，主要分离出两部分，一部分是像固体酒精一样的清洁固体燃料，这种燃料烧完后什么都没有了；一部分是将煤里的微量元素矿物质转化成很好的土壤改良剂，还回土地，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煤的污染问题，土壤改良剂还可取代化肥。这其实就是炼煤技术。”刘科说。
除了对治煤污染，刘科认为，降低柴油机排放和使用化肥时造成的氨排放是解决“雾霾 ”难题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而刘科和他的团队目前的研究就主要围绕“散煤、柴油、氨排放”三大污染因素展开，“针对这三大因素我们都要有解决方案，我现在就在做这三块事情，我非常有信心能够做成”。对实现自己心中“碧水蓝天”的梦想，刘科信心满满 。
人的一生有限 应尽量多地创造“陡峭的学习曲线”
刘科是一名活跃在世界能源化工领域的知名科学家，他曾先后供职埃克森-美孚、美国联合技术、通用电气公司（GE）等多家著名跨国公司， 甚至被UTC公司送去读ＭＢＡ，负责科研团队的管理。刘科有一次在深圳市人才研修院举办的《院士讲座》上说，其实自己除了可以讲讲自己专业领域的技术外，还可以给大家讲讲跨国公司的科研管理。
回忆起自己在这些大公司的工作经历，刘科说，在美国做科研其实是两大块，一块是以基础研究为主的大学和国家实验室，一块就是以工业（应用）研究为主的各大公司的研究院。我自己特别爱学习，每到一家公司就会像海绵一样学习，特别是前三~五年往往很容易形成“陡峭的学习曲线”，进步非常快。而人的一生有限，应尽量多地创造这种“陡峭的学习曲线”，就可以进步快一些。
比如当年供职美孚时， 当时全世界所有的分子筛中有近70%是刘科所在的部门发明的，还培养了很多美国的科学院士和工程院士。“在美孚，几乎每周都有关于分子筛技术的讲座，并由这个领域最顶级的科学家进行培训讲解，这相当于把公司这么多年在这个领域研发的最精华的东西传授给你，而且还可以经常与院士们讨论问题，中午也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讨论。”刘科说，在美国，只要你是PI，不管是刚毕业参加工作的PI还是两院院士，大家在一个部门里都是平等的，都可以带博士及博士后；坦率地讲，自己在这几家大公司工作学到的东西，远比读博士学到的东西更多。
能源领域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庞大的系统，每个人在这个领域都像瞎子摸象一样，刘科非常幸运地通过在三家大公司工作的经历，深入涉足了石油化工、煤气化IGCC与发电、氢能燃料电池技术这三大能源领域，成为不仅仅是“一个点”的能源专家。2015年，刘科当选为澳大利亚工程院外籍院士， 正是基于他在全球能源环保领域所做的卓越贡献。澳洲的外籍院士每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只选出一人，而且由几百个院士一人一票选出，比本国院士的门槛要高许多。外籍院士的评选标准主要有两点：一是学术水平必须达到国际顶尖水平，二是研究成果要对澳大利亚本国有所贡献。多年来刘科虽然在美国工作，但和澳大利亚有很多的科研合作，他的一些专利和发明对澳大利亚这样一个资源型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科常讲，今天自己能在能源领域做这么多的事情，不是因为自己就比别人聪明多少，只是运气非常好地遇到了这些机会，而自己有机会就好好学，并把握住了这些机会。
真正的创新 源于“科学巨人”
每每说起创新，刘科总爱提及他的好友的一个故事 。
他的好友加州理工的Ruddy Marcus教授，1992年一人独得诺贝尔化学奖。在谈及这段获奖经历时，Ruddy Marcus提到了他28岁时做博士后研究的那个暑假。那一年，他的导师没有给Ruddy布置任何任务，而是把实验室放开，让他自由支配，任其天马行空，也就是这个暑假的研究成果，让Ruddy Marcus几十年后独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刘科说自己经常提及这件事，主要是为了体现两个道理：第一，千万不能忽略年轻人的创新能力，一般来说，20~45岁期间，年轻的科学家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因此要提供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去创新。统计表明，大部分重大的科学突破都是由这一年龄段的科学家完成的； 第二是学术平等问题，谁的创新，荣誉就应该归于创新者本人，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当Ruddy博士后工作时的成果获得诺贝尔奖时，并没有他导师的名字，因为导师度假前只是把实验室钥匙留给他，并没有参与其中的创新。
纵观科技发展史，真正的创新总是源于critical mind，也就是所谓的“科学巨人”。刘科认为，最初产生原创性思想的人无疑是最关键的，就像一座伟大的建筑，像凯旋门、埃菲尔铁塔，最终建成需要很多人给它添砖加瓦，但最初产生设计思想的人才是起关键性作用的，理应获得荣誉。
创新驱动就是人才驱动，刘科说，一些公司能够做成“百年老店”，经久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我举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一次在ＧＥ商学院培训两周，商学院离曼哈顿大概40多分钟的路程。培训的第一天是ＧＥ的ＣＥＯ，早上8:30坐私人直升机来到商学院，然后给大家讲一天的课，晚上与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在晚上8:30分再坐私人直升机离开，在这12个小时的时间里，大家可以与他交流，问他任何你对公司感兴趣的问题。“我是一个爱算账的人，当时公司的市值是3600多亿美元，平均一天大约10亿美元，这么大公司的ＣＥＯ讲课讲一天，肯定是因为这是一件比10亿美元更重要的事情才值得去花这么一整天的时间。这种对人才的高度重视，让ＧＥ不仅成为一家‘百年老店’，也成为美国ＣＥＯ的摇篮，不光给自己培养人才，还给美国工业界培养了众多人才，目前美国道琼工业指数的30家公司有6位都是当初GE的同事”。
有文章认为，这些年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在刘科看来，很多人看到的只是卖了多少东西和产品，其实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益处，还有通过全球化浪潮培养的全球化的人才，“这些年，除了一些全球化的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培养人才外，中国留学生也遍布全世界，我每年都会去欧洲，发现现在的欧洲只要有大学的地方就有中国留学生，中国正在敞开胸怀学习世界各国的优势，这批海归人才会是将来中国的人才宝库，一大部分迟早会回中国工作。
“随着中国创新发展，我相信未来中国的人才会越来越值钱，越来越受重视。而且当人才变成国际化、全球化的时候，中国与世界的接轨就变得很自然了。”刘科说。
在哪里可以干事业 比在哪里生活更重要
去年刘科作为深圳新引进的五位全职院士之一，获得了100万元工作经费和即将免租入住一套200平方米住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科说，自己很开心能到深圳来工作，“其实对高层次人才来说，在哪里可以干事业，比在哪里生活更重要。
其实，最终让刘科决定从北京南下到年轻的南方科技大学工作，有一个人非常关键，那就是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刘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当时陈十一还在北京大学当副校长，陈十一一次跟刘科讲，自己要离开北大，到南方科技大学当校长了，“我也一直关注南方科技大学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当时我跟十一讲，一位伟人讲过‘给他一个支点，他可以撬动地球’，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改革也需要一个支点，而目前来看最好的支点在南科大。”
一年后，刘科在陈十一校长的盛情邀请下，也毅然来到南科大开始筹办清洁能源研究院和创新创业学院。“我研究了一辈子的清洁能源，希望能够把毕生所学和经验带到这里来。”刘科说，研究院未来要成为能源环境领域的工业研究院，能研发出实实在在的能够对社会有影响的技术，能够对中国环境的改善真正有所贡献，这是自己作为院长的目标和愿景。
如今，在研究院，刘科有了自己的科研团队和学生。吴昌宁说起第一次与刘科见面的印象，脱口而出的竟是“当时觉得他的英文和中文一样好，既真正融入了西方社会，又保留了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
但在平时工作中，让吴昌宁最有感触的还是刘科张驰有度、兼容并包的团队管理风格，“刘院士在团队管理中很强调授权，明确每一个人的职责和权利义务，不会什么事情都要自己签字批准，但他能够把科研的方向把握得很好，他把这称作阶梯式的‘门径管理’，他会在重要的‘门径’那里等着我们，当‘守门员’，一旦我们跑错了方向，就会被‘踢回来’。”说完，吴昌宁自己都开怀地笑了。
楚长青，是研究院一名年轻的博士后，他说第一次见面，刘院士主动和自己握手，特别和蔼可亲，而且很有包容性，他允许甚至鼓励团队“吵架”，每次开会不分年龄大小，资历深浅，对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甚至激烈地批评，给大家特别是年轻人一个非常平等、宽松的科研环境，在碰撞中解决问题、推进工作。博士后于进喜 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告诉记者，刘院士非常注重培养年轻人，自己做一个论文的开题报告 ＰＰＴ时，刘院士每一页都仔细看，一项一项地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甚至对ＰＰＴ是否做得美观都会指点一番，“他可以说把这一生所学的，所研究的，甚至在大公司积累的管理经验都在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这些年轻人”。
王贵超从澳洲博士毕业后，回国转了好几个城市、好几所高校，但最终决定在研究所做研究学者，“是刘院士在能源领域研究的前瞻性和高度折服了我，他尊重年轻人，对年轻人有着长者一般的关怀，更有着不变的家国情怀和绿色梦想，这些其实都能激励我们年轻人朝着目标不断努力”。
▲刘科 院士画像
院士寄语深圳
深圳是当今世界最有活力的城市，商业氛围和地理位置都非常好，而且又赶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机遇， 创新创业的氛围浓厚，可以说中国硅谷的雏形已经在深圳形成了。但深圳今后要真正成为中国的硅谷，真正实现创新驱动，还需要有创新文化的培养，我在南科大创办创新创业大讲堂，邀请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来深圳演讲，并进行学术交流，就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慢慢地把创新创业的文化营造出来，多一些思想上的碰撞、学术上的交流。
另外一个建议，我还是认为深圳的经济体量已经上来了，但目前最缺的还是人才，特别缺那种在全国甚至是全世界有影响力的人才。而人才有聚集效应，人才不能单单地放在一个地方，他会感到孤独。你来了，他来了，我也来了，大家聚在一起，经常头脑风暴，就会有更好的想法，碰撞出更好的成果，最终就像滚雪球一样，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就会不断上升。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一座城市的影响力是通过这个城市的人才扩散出去的，一座城市最终让全国、全世界知道你、了解你，你必须有一批非常优秀和有影响力的人在这个城市生活工作，并发挥出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影响力，才能奠定这座城市的地位。希望有更多各行各业在全国乃至全球有影响力的人能来到深圳，让深圳人才的雪球越滚越大，让这座城市通过他们变得更美好、更有影响力和吸引力。
期望中国的硅谷和中国的斯坦福在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里建成，并与这座年轻的城市一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