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控”到“碳控”再掀行业热议

向碳排放双控转变影响几何？

“从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要坚持先立后破，完善能耗双控制度，优化完善调控方式，加强碳排放双控基础能力建设，健全碳排放双控各项配套制度，为建立和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积极创造条件。”7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关于“能控”到“碳控”的话题再一次成为业内热点。

在非化石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今天，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现实需要与必然趋势，也是进一步推动能源转型，实现清洁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

此次审议通过的《意见》对于能源行业意味着什么？会议提出的种种举措将解决哪些问题？“能控”到“碳控”的转变又将如何实现？

为何而转：

破解能耗控制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

能耗双控是指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控制。碳排放双控控制的则是碳排放的总量和强度控制。

记者梳理发现，有关能耗控制的相关政策已横跨4个“五年规划”。四个时期对能耗的要求不尽相同，涉及的相关目标也是循序渐进。

“化石能源的使用和碳排放同根同源、息息相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控制能耗的总量和强度，实际上也就是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过，彭应登也坦言，随着我国非化石能源占比的逐步提高，特别是对于部分清洁能源占比较高的省份，再沿用此前能耗双控的指标去考核和约束高载能产业与项目发展，难免会出现相对不公平与不合理的情况。

北京世创能源咨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徐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过去十几年，能耗双控对于促进我国经济低碳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新的外部环境下，能耗双控也逐步显示出其不适应性。”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斌认为，能耗双控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还是要推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解决国内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在推进能耗双控的进程中，我们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能耗控制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由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本质上是要破解能耗控制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也就是采用更加精准科学的调控手段，以适应如今可再生能源占比逐步提高的能源结构。”林卫斌说。

吹响正式转变号角的，源于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简单层层分解。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步伐不断加快，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进程持续提速，形势和任务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国网新疆经研院企业管理与战略研究中心战略环境分析专责陈露锋表示。

“一是政策目标更加明确，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强化能耗和碳排放指标的监管和约束，体现出国家层面坚决纠正运动式‘减碳’，转向科学考核评价和综合治理。二是社会意识加速形成，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开始关注低碳环保问题，大众对节能减排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显著增加，亟须推动传统高能耗、高排放生产生活方式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陈露锋明确。

对此，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也表示，目前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已超煤电，发展替代势头强劲。国际上来看，去年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市场剧烈动荡，更凸显了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完善相关政策，及时推动由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

路径选择：

加快建立全面科学的碳排放核算体系

从“能控”到“碳控”，对于能源行业来说，无疑产生深远影响。

“本次审议通过的《意见》，是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绿色发展方面的重要举措，意味着能源行业需要适应新的政策环境，在能源安全稳定保供前提下逐步有序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增加清洁能源的应用，促进形成新的经济与商业模式，让绿色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底色。”陈露锋表示。

在袁家海看来，相比能耗双控，碳排放双控更加突出控制化石能源消费的政策导向，并将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

“一方面，不产生碳排放的新增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允许地方和企业更多使用非化石能源满足新增用能需求，能有效增强能源消费总量管理弹性，为经济发展腾出更多用能空间；另一方面，更加鲜明地突出控制化石能源消费的政策导向，有利于鼓励和推动可再生能源更进一步地加快发展，推动能源转型，同时，也可促使各地政策向可再生能源项目倾斜。”袁家海表示。

不过，要实现这一转变，仍任重道远。

此次会议提出：“要坚持先立后破，完善能耗双控制度，优化完善调控方式，加强碳排放双控基础能力建设，健全碳排放双控各项配套制度，为建立和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积极创造条件。”“要把稳工作节奏，统筹好发展和减排关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科学调整优化政策举措。”

 “短期内还是要进行能耗双控，当然是要优化能耗双控制度，重点是要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与此同时，要积极做好碳排放双控的基础工作，尤其是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林卫斌认为。

谈及具体建议，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表示，对于新的碳排放双控来说，很多问题尚未明确，包括各地方的碳排放指标如何分配等，都需要进行重新规划布局。

林伯强称，应加快建立全面科学的碳排放核算体系。“及时、准确地监测与获取碳排放信息，有助于业界及决策部门准确研判各地区、各行业和各部门的碳排放真实情况，从而制定积极有效的节能减排政策。”

陈露锋则认为，当前我国能耗双控要求与“双碳”目标尚未完全衔接，碳排放核算、核查和统计等碳排放双控基础能力仍显薄弱。通过“优化完善调控方式，加强碳排放双控基础能力建设，健全碳排放双控各项配套制度”，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聚焦节能：

为当前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降碳手段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期间，恰逢我国第33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此次会议部署能耗双控向碳排放转变等相关工作时，明确提出，要一以贯之坚持节约优先方针，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地做好节能工作，用最小成本实现最大收益。

其实，完成低碳转型从来都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双向奔赴，在聚焦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同时，也应注意来自需求侧的改变。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赵辰昕在《人民日报》刊发的署名文章中明确，节能和提高能效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其他措施相比，节能和提高能效是当前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降碳手段。

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节能和提高能效，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近30亿吨。国际能源署测算，要实现全球温升控制目标，节能和提高能效的贡献率高达37%。

林伯强表示，现阶段碳减排无外乎两方面举措，一是改善能源结构，二是提高能源效率（包括需求侧的节能）。

在陈露锋看来，节能是减少碳排放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双碳”目标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从而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实现碳排放双控目标。

“此外，节能有助于降低企业能源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更好实现碳排放控制和绿色低碳发展目标。”陈露锋表示。

袁家海也明确，碳排放双控要求能源行业坚定不移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而能源低碳转型有两个重要方向：一方面是清洁低碳，即优化能源结构；另一方面是节能提效，即用更少的能源消耗支撑更好的发展。

“在这两个方向中，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是实现碳排放双控目标的重要手段。此外，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5%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降低26.2%，有力缓解了能源供需矛盾，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袁家海表示。

—— 控碳到底控什么？

推进“双碳”，小心7大误区

自2020年我国提出“双碳”目标以来，我国在顶层设计、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增强全社会碳减排理念等方面均取得了积极进展。

但在此过程中，由于认识不足也出现了“运动式减碳”“碳冲锋”等问题。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历史告诫我们，认识上的偏差和误区往往会导致目标上的偏差、行动上的偏颇。

因此，全面推进“双碳”目标，需要警惕七大认识误区。

误区一：控碳=控二氧化碳

非二氧化碳气体对于全球温升作用不容忽视。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报告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约有35%的温室气体辐射强迫源自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相关研究表明，减少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将是实现温控目标相对快捷的方式。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非二氧化碳减排力度。“十四五”规划已明确提出，要加大甲烷、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等其他温室气体控制力度。

但目前我国对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仍缺乏完善的顶层设计，这可能会导致“碳中和”路径、目标实现等产生偏差。

误区二：控碳=控能源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脱钩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途径。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爬坡阶段，经济与能源高度相关。

即使2030年“碳达峰”，中国经济增速预计仍将达到5%以上，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能源消费持续增长不可避免。

因此，简单控制能源总量将会威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短期内化石能源大规模退出，不仅影响市场主体收益和活力，还将带来能源品的成本上升，并进一步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形成通胀预期，引发相关行业失业。

误区三：控碳=减煤炭、控煤电

煤炭在我国能源安全战略中发挥着“压舱石”作用。

目前煤炭和煤电仍然是保障能源安全、电力安全的主体，如果盲目、快速减少煤炭和削减煤电，可能有两方面安全隐患。

一是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强波动性、高不确定性和弱调频性的特征，大规模并网造成电网系统抗扰动、频率调节和电压调控等能力下降，大规模减煤炭、控煤电将进一步增加能源系统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二是煤炭和煤电退出影响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若大规模减煤炭、控煤电，将给就业、信贷等带来风险。

误区四：控碳=增“风光”

光伏、氢能等新能源产业原料依赖于稀有金属，大规模发展新能源产业可能将触发稀有金属安全问题。

我国在稀有金属生产和储备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生产电池的碳酸锂品位相对较差，开采难度大；钴和镍资源相对缺乏，严重依赖进口，2020年电池原料自供率仅32%。

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还可能产生新的“卡脖子”技术问题。

风、光利用前沿技术研发储备不足，未来产业大规模发展可能面临技术被颠覆的风险。

氢能和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已初具条件，但氢能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储氢材料设计研发难题亟待解决；生物质转化技术、生物塑料单体技术和非金属仿真催化剂等仍依赖引进。

一旦产业大规模发展，底层理论、核心技术等无法同步，极易出现行业短板、引发产业链安全问题。

误区五：控碳=控工业、控“两高”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不仅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碳排放大户。

在调整经济结构、减少碳排放的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1年的32%高点，持续回落至2020年末的26%。

控碳不能忽视经济部门内部的多样性和关联性。

在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条件下，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减排潜力不大。

反之，其他经济部门还有潜力可挖，例如交通、建筑分别为我国碳排放贡献8%。

此外，农业是非碳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在全球范围内，约21%~37%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归因于整个食物系统周期，特别是家畜养殖排放的甲烷和化肥释放的一氧化氮。

误区六：控碳=碳市场控碳

碳市场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

虽然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市场，但当前市场发育不足，碳排放交易主体只集中于电力企业等重点排放单位，节能减排覆盖范围较为有限，且配额免费发放，导致交易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的情况。

在初期3个多月的交易中，市场单日交易量、成交额分别从开市初的410万吨、2.1亿元，下降到目前的7.7万吨、350万元。

碳市场机制通过引入碳价来修正气候变化带来的外部性问题。

虽然其理论框架非常明确，国际实践也已有一定积累，但将其转化为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却极富挑战性。

由于中国还处于碳排放增长阶段，总量目标设定具有较大难度，当前碳交易规模尚不足以支撑“双碳”目标的实现。

误区七：控碳=政府控碳

我国实行的自上而下的碳减排方案并不意味着政府包办一切。

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府还未摸清碳排放家底，不少地区对于“双碳”战略到底如何落实依然很迷茫。

现有治理往往聚焦于供给端，忽视了社会需求端的源头管理。当前，我国大多数减排政策都针对工业部门的末端治理。

但国际经验表明，引导包括居民在内的全社会成员形成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落实“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作用，而我国对于全社会需求侧的源头引导和管理还存在较大政策空白。

如何通过各种创新来引导全社会形成碳中和的氛围与合力，这是早晚要走和必须要走的一步棋。

—— 能碳双控来了！

对化工、煤化工行业影响有哪些？

去年秋天的一波“拉闸限电”至今还让人心有余悸。

究其原因是电力需供不匹配。然而，却也让能耗“双控”成为了关注焦点。

那么，能耗“双控”到底是什么？

能耗“双控”的概念本身最早于2015年10月26日提出，全称为实行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

“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2025年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比2020年分别降低13.5%、18%，国务院将全国“双控”目标分解到了各地区，对“双控”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能耗“双控”涉及的主要行业有化工、钢铁、水泥建材、煤电等多个行业，涉及十几个能源消耗较大的省区。

能耗“双控”成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的关键支撑之一。同时，我国提出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

从能耗“双控”到碳排放“双控”的转变有利于更准确地识别碳排放的来源和强度，引导企业节能提效、主动优化用能结构实现低碳转型，带动行业乃至经济绿色发展。

化工行业的节能降碳路径有哪些？

作为资源型和能源型产业，化工行业是典型的高能耗、高排放强度的大户。

化工行业在我国39个工业大类中的能耗占比达到6.6%，远高于行业平均的2.4%。另外，其能耗60%以上都集中在空压、锅炉、制冷、泵及循环系统等能源设施设备的使用中，如下图所示。从碳排放强度上看，化工行业每万元增加值碳排放量1.29 吨，大于全国工业的平均水平 1.14 吨。

在能碳“双控”下，化工行业有着以下节能减碳的抓手：

一是，提升管理和运营水平。通过能碳管理优化、设备能效提升、节能技改等方式提升企业现有业务管理和运营水平，促进节能减排。

二是，优化能源结构。以可再生能源电力替代传统煤电，可通过绿证、投资建设分布式能源项目、直购电以及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等绿电消费路径。

三是，新型技术开发应用。如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电解水制氢等先进减碳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四是，产品碳足迹的发展。分析双碳政策下产品结构优化的发展策略，探索并评估布局绿色新产品的可行性。

五是，参与碳交易、碳汇等。可以考虑通过碳交易、碳汇的方式实现碳控目标。

综上所述，化工行业应对能碳“双控”政策，一方面，可以通过数智化技术实现能碳管理、能效提升等；另一方面，探索先进的减碳技术和产品碳足迹等发展，为低碳升级转型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