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0日，刘中民获得“2022 最美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2022最美科技工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

第一次见刘中民，是“2022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奖典礼的前一天，他在中国科技会堂接受记者们的采访，有问必答、真诚坦率、风趣幽默，给大家留下极深印象。

作为现代煤化工技术创新和工业化的重要引领者，刘中民在这个领域深耕了整整40年，特别是其带领团队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煤制烯烃和煤制乙醇工业化应用的零突破，有力保障了国家的能源安全。

刘中民在“2022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奖典礼现场接受采访

当年，面对国家重大需求和中国石油资源制约的困境，他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和更好的机遇选择，义无反顾地带领团队在煤化工技术上默默攻关、艰难突围。

19岁加入甲醇制烯烃课题组，27岁担任甲醇制烯烃研究组副组长，31岁成为研究组组长，34岁成为研究室主任，51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那些投身科研苦中作乐的岁月，那些沉浸着泪水和汗水的时光，那样的奋斗有为，那样的担当作为，成为一代科学家创新报国、踔厉奋发的最好注解。

今年，刘中民又多了几个新身份，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首届国家碳中和科技专家委员会组长，这样的一个个角色背后，是国家对其建言献策、履职尽责的肯定和认可。

刘中民深知，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不敢懈怠，又相继在甲醇催化转化原理相关科学问题上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让中国在该领域始终能够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主办单位负责同志为“2022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奖

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甲醇制烯烃技术持续创新带动了我国煤制烯烃产业快速发展！”

截至目前，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甲醇制烯烃系列技术已签订32套工业装置的技术实施许可合同，烯烃产能达2160万吨/年，约占全国当前产能的1/3，不仅开创并引领了中国煤制烯烃新兴战略产业，也缓解了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更让中国的能源安全有了自我保护的底气。

“找到代替石油的生产方式，不仅是产业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战略的长远需求。我们的目标是：转化一代，开发一代，前瞻一代。”作为行业的拓路者，刘中民对未来信心满满，他很享受这种报效祖国的快乐，那是他的理想，更是他对祖国强大饱有的坚定信念。

刘中民：做科研是一件很乐和、很幸福的事

科研报国：

挑战煤制烯烃的世界性难题

“我们必须把煤炭走出低碳化的路子，这是最大的挑战！”

几乎所有需要塑料的地方，都需要烯烃，烯烃的用途还远非如此，如果石油资源没有了，或者石油价格一路飙升，烯烃的原料如何解决？

上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飙升13倍，最高至每桶39 美元，这使得烯烃原料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被关注，许多发达国家相继启动了“以煤代油”攻关计划，也就是用煤制成合成气，再将合成气制成甲醇，最后用甲醇制成烯烃。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于1981年开始了甲醇制取低碳烯烃的攻关之路。

此时的刘中民，还在郑州大学化学系二年级读书，当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传遍街头巷尾，陈景润钻研科学的精神，让他深受触动，自此也点燃了其心中科学研究的火种。

1983年大学毕业后，刘中民进入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刚入学便有机会跟随老师迈入甲醇制烯烃的研究领域，早早埋下了自己科学研究的“火种”，对他而言，这无疑是一份幸运。

刚刚接触这一领域时，刘中民对于国家需求有所认知，但对具体研究了解得并不透彻，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对这项技术的感情，也变得有些“微妙”，“因为我们的技术就是在国家石油不足或石油供应受限制时做战略储备用的，但是真要用到战略储备技术时，说明我们国家的形势已经面临风险了。”

所以，1990年，刘中民完成博士学业后，面对火热的留学热潮，他毅然选择留了下来，专注于甲醇制烯烃的研究，并在随后担任了甲醇制烯烃课题组副组长，逐渐成为中国煤炭清洁转化事业的中坚力量。

“我们国家从资源的角度，唯一能拿得出手，唯一能保障安全底线的，就是煤炭，中央一再说要发展煤炭事业，这是立足于自身经济条件和资源条件的发展思路，但煤炭是高碳化的代表，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源头，所以，我们必须把煤炭走出低碳化的路子，这是最大的挑战，既要保安全，又要保发展，还要低碳化，最难的事就在这儿。”对于寻求煤炭低碳化路径的重要意义，刘中民体会得尤为深刻，将煤制成烯烃，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以煤为原料合成甲醇，第二步是通过甲醇制取烯烃，当时煤合成甲醇已有成熟的工业技术，而甲醇制烯烃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对于这项攻关，催化剂的研究是第一道难关，有了催化剂才能将甲醇转化为烯烃。刘中民刚刚加入研究组时，ZSM—5分子筛催化剂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研究所正在组织专门团队进行固定床反应中试研究，他所在团队决定探索更加高效的催化剂体系。

在几年夜以继日的奋战后，廉价SAPO-34石分子筛率先在国内合成并成功放大，这为甲醇制烯烃战略目标迈出了第一步。

1991年刘中民担任甲醇制烯烃课题组副组长时，正值新一代甲醇制烯烃催化剂项目起步阶段，在研发条件差、人力不足、研发资金短缺等重重困境下，他敢于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是极具胆识和魄力的，“如果我国能早日实现‘以煤代油’，将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科技报国的梦想始终是他坚定的信念之源。

刘中民与团队讨论问题

此后，刘中民和团队接力奋进，于1995年完成了“合成气经由二甲醚制取烯烃工艺”技术年产60吨烯烃的中试试验，该项目后被中国科学院授予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也是这一年，他被委任为研究组组长。

1996年，刘中民被派往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工作。在那里，他仅用2个多月时间，便完成2篇重要的科研论文，令法国专家极为惊叹，待8个月交流结束后，法方抛出橄榄枝，可他拒绝的义无反顾，“尽管他们开出的条件很优厚，但甲醇制烯烃研究和团队在等着我，国家任务在等着我，我必须回来！”

一腔热血只为报国。为了甲醇制烯烃事业，他一次次放弃人生的机遇与诱惑，一次次执着地坚守着初心与梦想，那样的热忱温暖了岁月的霜寒，也点亮了中国煤炭低碳化事业的希望之路！

采访中，回首过往的科研历程，刘中民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颇多感慨，倒是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还不忘强调：“不要把我们的工作想象得很辛苦，乐在其中就不苦，做科研是一件很乐和、很幸福的事。”那份对科研的痴迷、理解和热爱，让人不免感动，或许这就是一个科学家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底气所在！

产业兴国：

率先在世界实现煤制烯烃工业应用“零”突破

“只希望能把技术落地，真正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

自1998年开始，国际石油价格出现大跳水，后来一度跌至10美元／桶，为30年来最低点。

“假如企业采用甲醇制烯烃生产工艺，那与石油制烯烃相比成本就太高了，根本挣不到钱。因此，国家和企业对煤炭替代石油生产烯烃项目的积极性并不高。”大环境的变化令刘中民和团队措手不及。

随之而来的是，申请的项目被否定，与有意愿的国外公司合作无法被批准，与国内的企业合作又不被看好……四处碰壁之下，甲醇制烯烃还要继续吗？刘中民陷入深深地思考。

“国家总有需要的时候，这项研究的意义重大而深远，更何况，这一项目凝聚了化物所几代科研人员的心血。”基于此考量，他再次坚定了内心的方向，遂向中国科学院递交报告，希望可以“借钱”继续攻克这项技术。不久后，团队收到特批的100万元科研经费，这是雪中送炭的“救命钱”，正是这笔经费，让团队得以完善了催化剂放大和工艺技术等后续科研工作。

在刘中民看来，科研要务实报国，必须要找企业合作，进行工业性试验才有意义，所以，他一边科研，一边继续寻找合作机会，“科学家当然希望只做科学，但科学想为社会服务，我们就得转变观念，转变角色。那时，我天南海北四处寻找，盼望与企业联合开发，我们只求合作，不求回报，只希望能把技术落地，真正的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

刘中民在试验现场

日子是艰难的，但总是充满希望的，随着国际油价的逐渐回暖，2004年4月，煤炭大省陕西抛来橄榄枝，投资建设一套年加工1.67万吨甲醇的工业化试验装置，合作开发工业化技术。

姗姗来迟的机遇让刘中民倍感珍惜，他亲自带领团队在陕西省华县化工厂安营扎寨。

当时厂区内甲醇制烯烃工业性试验装置相对孤独地“矗立”，工厂的基础设施简陋，厂区环境十分恶劣，空气中弥散着氨、硫化氢的刺鼻味道，充斥着黑烟、飞尘和煤灰。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带领团队在厂区度过了700多个日日夜夜。

那段日子里，刘中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踏实觉，每过一会儿就要爬起来看看装置上面的火炬是否还亮着，如果火炬燃烧，说明装置运行正常，他才能安心躺下眯一会。然后过一会，再爬起来。他说，这不仅仅关乎着项目的成败，更关键的是，这关乎着团队每一个“兄弟”的人身安全。

“如果投产成功了，我们的煤化工出路也就打开了。一旦失败，将对战略方向产生质疑，会直接影响政策和产业发展。” 提及这段经历，刘中民坦言，工业性试验时压力最大，“8000 多万的巨款，100多人，36米高的大型装置，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中断难得的工业性试验机会，我作为总负责人有很大的责任。”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和重压之下，2006年，世界首次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艺名DMTO) 工业性试验，在陕西省渭南市华县宣告成功，几代科技工作者的长跑接力，终于使得甲醇制烯烃的世界性难题得以率先攻克，中国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煤化工产业化之路。

刘中民直言：“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亲眼看到自己的成果，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我很欣慰亲自见证了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并带动一个新型战略产业的产生。”

随后，刘中民带领团队又和神华集团合作，签订了180万吨甲醇制60万吨低碳烯烃技术许可合同，这是世界首套煤制烯烃技术许可合同，标志着DMTO技术从前期的万吨级工业性试验，向百万吨级工业化生产迈出了关键一步。

世界首套甲醇制烯烃工业化装置—神华包头煤制烯烃国家示范项目

“这次投资150多亿元，是之前从未设想过的天文数字。”挑战再次迎来时，刘中民早已做好准备，神华包头装置投料试车一次成功，并在随后进入商业化运营，这是世界上首套大型甲醇制烯烃工业装置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率先实现了甲醇制烯烃的核心技术及工业应用零的突破。

“那一刻，所有人都沸腾了，大家激动得流下眼泪，这代表着数十年的研究成果正式投入使用，我们做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后得到应用。”刘中民至今记得投产成功时的场景。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甲醇制烯烃技术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刘中民颁奖，这也是对其几十年耕耘奉献的最好褒扬。

第一代技术攻坚之后，刘中民又带领团队继续突破，相继成功开发了DMTO-II、DMTO-III技术，使我国在该领域持续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第三代技术，采用了新一代催化剂，通过对反应器和工艺过程的创新，实现了单套工业装置甲醇处理量从每年180万吨提升到360万吨，换算成烯烃产量，就是从每年60万吨增加到135万吨，这对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缓解石油供应紧张局面、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刘中民在实验室

基于第三代甲醇制烯烃技术，2023年9月，全球单套规模最大的煤制烯烃项目在宁夏银川建成投产，另有三套同规模装置正在鄂尔多斯开展建设，“煤制烯烃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推动西部地区煤炭资源产品由‘一般加工’向‘高端制造’转变，助力实现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国家烯烃原料多元化。”

截至目前，DMTO系列技术已累计许可32套工业装置，烯烃产能达2160万吨/年，预计拉动投资超4000亿元，全部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超2000亿元人民币。

能源强国：

为助力“双碳”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希望自己在两鬓苍苍时的回忆，是为报效祖国不懈追求而带来的那份快乐。”

2022年8月，陕西榆林榆神工业园，基于刘中民团队研究成果的全球规模最大的50万吨/年煤基乙醇工业化项目正式建成。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煤基乙醇项目，标志着乙醇生产迈入大规模工业化时代，奠定了中国煤制乙醇技术的国际领先地位。

位于榆神工业园区的50万吨/年煤基乙醇项目现场

乙醇，是重要的基础化学品，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传统乙醇生产技术主要以粮食为原料，但中国地少人多，以粮食为原料制备燃料乙醇不适合大范围推广，需要开发非粮燃料乙醇技术，以避免出现“与人争粮”的局面。

什么作为非粮燃料生产乙醇最合适？

刘中民将目光再次瞄向了“煤”，在他看来，中国能源资源的特点为富煤、贫油、少气，中国煤炭资源量占化石能源的比例达到95%，利用化石能源生产乙醇，符合中国国情，也有助于推进煤炭清洁的高效利用，基于此，2010年，他开始带领团队进行煤基乙醇成套技术的攻关。

2010年8月，刘中民在神华包头项目开工现场

煤制乙醇，虽然方向明晰了，但研究起来却异常艰难。

传统煤制乙醇，或是煤经合成气直接制乙醇，或是煤经乙酸制乙醇。前者是世界性难题，因需用贵金属做催化剂，效率低、腐蚀严重、设备成本高；后者因乙酸存在腐蚀性，需采用耐腐蚀设备，装置投资大、成本较高。

基于传统制备经验的弊端，刘中民团队开发了一条全新的技术路线，以煤基合成气为原料，经二甲醚羰基化，加氢合成乙醇，这条工艺路线采用非贵金属催化剂，无腐蚀，可以直接生产无水乙醇，是一条环境友好型技术路线。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仅二甲醚转化反应便非常复杂，用不同的催化剂还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生成完全不同的产物。为了找出合适的有工业应用价值的技术路径，他们仅二甲醚羰基化催化剂的研究和筛选，就历经多年的艰辛探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1月11日，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套10万吨/年煤基乙醇工业示范项目打通全流程，生产出合格无水乙醇，这在世界范围内首度开创了煤基乙醇工业化的先河。

前面提及的榆林50万吨/年煤基乙醇工业化项目，就是在10万吨示范项目的基础上，进行的技术迭代升级，若按3吨粮食生产1吨乙醇测算，榆神50万吨/年煤基乙醇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节约生物乙醇原料粮150万吨，相当于榆林市全年粮食产量的65%，其价值不言而喻。

截至目前，煤基乙醇技术已签订了12套技术许可合同，乙醇产能达375万吨/年，必将有效满足我国对乙醇的巨大需求，同时开创乙醇多元化供应的新局面。

数十年来，关于煤炭资源的清洁、高效、低碳利用，刘中民始终在尝试中探索，“‘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的初期阶段，首先应该用好化石资源，特别是煤炭资源，坚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道路。”刘中民坦言，“煤制烯烃和煤制乙醇已实现了工业化，待突破的煤制芳烃是未来的战略方向，另外，煤制含氧化合物比石油化工路线有优势，与精细化学品甚至可降解塑料有关，可望成为新兴战略产业。”

从深耕一线的科研工作者，到参与国家“双碳”路线战略研究的智库专家，刘中民早已习惯从国家长远利益角度，系统思考中国能源的安全和发展问题。

作为中国五大能源类型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及核能，在发展过程中已形成相对完整的能源分系统，但这些分系统既促成了能源行业的发展，也存在着相互独立的结构性矛盾，导致难以发挥整体效率，而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系统性变革，各种能源不能“单打独斗”，以系统化布局构建能源新体系必然是未来的方向。

基于此，刘中民提出一套新思路，通过能源技术创新促进“合并同类项”，驱动相对独立的各能源体系融合发展。

事实上，早在2018年6月，中国科学院就已布局启动实施“变革性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示范”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提出以化石资源清洁高效利用与耦合替代、清洁能源多能互补与规模应用、低碳化多能战略融合为三条主线的多能融合互补的清洁能源发展策略，以期实现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的融合发展，构建多能融合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推进能源革命。

如今，在刘中民紧锣密鼓地组织实施下，该专项已突破63项关键技术，带动企业投资超1800亿元。

2017年，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能源领域优势力量，牵头组建了中国科学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刘中民担任院长。随后，研究院高度关注陕西、山东、河南等典型能源化工产业富集地区，在这些区域统筹部署多能融合相关技术先行先试，积累经验，促进技术迭代，以点带面推动“双碳”目标下我国能源新体系的构建。

在刘中民看来，能源革命是一项重大任务，全国不可能按照一个模式、一条路线予以推进，现阶段最可行的途径就是在典型区域先行先试，“我们在陕西榆林试点创建的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就是希望以此助推区域内各能源品种的清洁融合利用，探索适用于能源富集地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多能融合创新技术体系和发展模式，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打造区域级现代能源体系雏形，为国家能源新体系构建探索可行途径。”

“双碳”目标的实现，是系统性工程，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煤化工技术的探索者和拓路人，刘中民深知使命在肩，40年来，他始终在以惊人的脑力和毅力攻坚克难、履职尽责，执着而专注，勤勉而踏实，乐观而敬业，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2023年3月，刘中民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新闻中心接受采访

对话刘中民

“重要的是要做对事、真做事”

柯卫东：这个过程需要很多的科技人员，是很艰辛的，做这些工作，很难取得有显现度的成果，大家都是默默奉献，坚持下来，非常不易。现在国家已经将种质资源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没有好的种质资源，就不可能育成好的品种，做资源工作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记者：您怎么理解科学家精神？

刘中民：科学家精神首先要讲科学，热爱科学、尊重科学，先热爱后尊重。科学要实事求是，科学来不得虚假的东西，要求我们科技工作者实实在在做科研。科学家要有精神，要明白科研为谁而做，为什么而做，达到什么目的，我们不否认科学家有追求自我的成分，但要把这个积极因素发挥出来，把自己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融入到一起。

记者：您是如何适应科研和管理的双重角色的？

刘中民：我不是专门学管理的，这个主要靠“悟”。跟科学家打交道不像管理一家企业，我们强调学术民主、提倡创新，每个人的精神都是高度自由，但也需要有规矩，制度的建立、流程的合理性、各种研究之间的平衡关系、怎么支撑年轻人发展及所里的发展等，这一系列的事跟我的科研不是一件事，也需要思考。

记者：您觉得科研工作者应如何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刘中民：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做对事、真做事。做对事，大方向要符合国家需求。真做事，要往实用的角度做，而不是浅尝辄止。除此之外，科研人员要想着把成果转化落地，不但要把事做好，还需要广泛的合作。

现实情况下存在科研和产业“两张皮”的问题，这也是科研成果能否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好的成果从来不愁转化。一方面成果本身要成套化，大的科研成果并不是单个科学家或者一个小团队能做成的，所以合作很重要。另一方面要做对事。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要让大量的科研人员切实地做真正社会需求的研究工作。

记者：作为团队负责人和老师，您培养学生最注重培养哪方面的能力？

刘中民：一方面是业务有关的专业知识，经过大学系统学习之后到研究生阶段，要培养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博士阶段要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合理的设定课题目标和方向；另一方面，保持对科研的热情和对科学的热爱，这个不能丢掉。如果再要加，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终生学习的习惯，辩证思考的习惯，这些跟专业知识是同等重要的。

记者：您说的做最创新的事，这种思维是天生的，还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刘中民：科学本身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每个人看到庐山远近高低都不同，是因为站的位置都不一样，我们需要“一览众山小”的创新，这跟眼界、格局、心胸、视野和目标有关系。当然学科之间有差别的，科学研究本身之所以要思想高度解放、高度自由，是因为很多时候，未知的事是没法用现有的逻辑推出来的，未来的逻辑是什么样的属于未知，所以我们充满着好奇去探索他，要超越自我，要积累知识，还要敢于设想。

记者：您未来在能源领域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刘中民：我们团队正在关注煤化工、石油化工怎么协调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最近在做利用煤化工的基础产品和石油化工的基础原料进行耦合的研究。举例来说，我国现在的烯烃工业主要通过石脑油高温裂解，能耗很高，副产物的甲烷产量也很高。我们做的甲醇制烯烃技术是强放热，反应温度较石脑油高温裂解低很多。我们正在研究一个技术，把甲醇和石脑油两种原料混合起来，做到自热平衡，可以将整个过程的能耗至少降低三分之一，同时烯烃产率大幅度提高。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通过甲醇和石脑油的耦合做芳烃，让煤化工、石油化工联动，为国家产业升级提供新技术、新机会。

记者：中国是世界最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现在咱们国家能源形势大体是怎样的情况？

刘中民：我们国家的能源资源结构跟其他国家不一样，世界仍处于石油天然气时代，但我们既缺油又缺天然气，我们所能补充的资源就是煤，人家用天然气发电，我们只能用煤发电，一旦外部有风险，假如我们的油气运输通道受到威胁，还得用煤保底。我们既要保安全，还要保发展，保安全是量的问题，保发展是指高质量发展，必须是低碳化的，煤炭利用的低碳化尤其困难，低碳化就要创新，原来的路径就要革新。

记者：在当下能源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与人工智能互相叠加的大变革时代的初期，您觉得在能源方面，我们要做好哪些事情？

刘中民：一方面要降低化石能源比例，增加新能源比重；另一方面，在维持发展需求的同时，进行工业流程变革，以实现低能耗；第三，科技革命要发挥引领作用；最后，人工智能也影响能源、工业、科技，要重视并利用好人工智能的发展。

记者：您心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现代能源体系的新制度和解决方案是怎样的？

刘中民：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7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45%左右，煤主要用于发电和供热，这对下游工业和整个社会是有支撑作用的。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包括核能在内的清洁能源，才能根本上调整能源结构，调整是动态的变化过程，必须以保障安全和支撑国家发展为前提，不能操之过急。调整过程中还要结合人工智能的发展，构建智能化的能源和工业体系。电动车一定会全面推进，电气化会减轻石油压力，同时会加大化工品的供需矛盾，需要煤化工与石油化工联合解决。工业方面，钢铁、水泥、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是最主要的减排对象，需要从原理上革新才能实现低碳化。另外，节能永远是优先政策选项，效果最直接，与技术有一定关系，更与国家政策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因此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