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煤化客、榆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办，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煤焦油深加工及加氢技术协作组联合主办，榆林市煤炭转化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安特威阀门有限公司、西安易道联创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协办，宁夏神耀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市创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泓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持的“2019第五届中国（榆林）新型煤化工国际研讨会”于2019年6月20-21日在陕西省榆林市隆重召开！
来自国内外煤化工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煤化工园区（基地）、项目业主单位、技术专利商、装备配套商、工程设计单位、科研院所、投融资机构等嘉宾代表近700余人参加了此次盛会，在煤化工业界引起巨大反响。
应煤化客创始人陈强先生的邀请，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研究中心涂建军研究员莅临本次大会，并针对“去全国化时代的中国煤炭与煤化工发展”作大会主旨报告，以下内容根据演讲嘉宾现场录音整理发布，未经本人审核。
去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煤炭与煤化工发展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煤化客创始人陈强先生的邀请，非常荣幸参加2019第五届中国（榆林）新型煤化工国际研讨会，今天本人报告的题目是《去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煤炭与煤化工发展》。
说起能源行业的发展，我们知道，能源投资一般都是风向标。首先我们看2018年时全球能源投资的一个变化，因为全球能源投资变化总的来讲，最近几年都不是特别景气。但是在经过连续三年的下降之后，在去年全球能源投资基本上稳了，站在了1.8万亿美元的水平，这里我们看，它主要是油气上游投资有4%的增长，那么我们煤炭行业有个2%的增长是在全球层面。
但是非常可惜，在电力行业，主要是中国的煤电投资，以及美国投资出现下滑，那么正负抵消，现在大概是1.8万亿以上的一个水平。但是我们看，在地区分类来讲，中国依旧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投资市场，占全球的投资总额的20%以上，虽然就是电力行业投资油小幅的下跌，但是依旧超越了油气行业，还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投资目的行业。另外我们看中国的情况，我们去年煤炭开采行业有增长。另外，从整个产业链来讲，今年年底预计规模2亿吨的蒙华铁路也会开工，像陕西，蒙西这样的煤炭产区，在下游来说，无论是煤电，还是就是煤化工，也有一些开闸放水的一些趋势。
那么下面我接着说一下国际层面，一些变革为中国煤炭行业发展所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首先，不确定性是由六个方面组成。这些因素包括中美关系重定位；全球能源转型势不可挡；中国的改革步入深水区；我们的城市化、电气化以及愈演愈烈的环境焦虑。
首先我们看一下中美关系重定位的背景，纵观各个主要国家地区200年来的GDP占比的历史变化：工业革命结束，大概就是中国晚清1820年左右，中国占全球GDP的百分比还有大概1/3的水平，实际上那时候中国是一个经济强国，但是落后在科技上。所以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我们的全球GDP占比一路下滑，到大跃进结束的1962年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4%。自那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1978年之后，中国在全球GDP占比是快速上升，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GDP占比和美国以及西欧基本持平。由于中国的复兴速度这么快，那么在地缘政治上来讲，肯定会带来一些变化。在2010年左右，中国在各个领域，尤其是能源的各个领域，包括碳排放、煤炭、原油进口、天然气进口，都成为了全球第一，如此一来站在世界老大的角度来讲，肯定会感觉到一定的压力，所以2017年的美国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格拉汉姆（音）做了一个研究，关于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他研究了人类过去500年16个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发现有12个案例是以双方发生战争而结束的。但是我们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教训的时候，需要换一个角度，我们看上个世纪德国和英国为了争夺全球霸权，打了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结果最后渔翁得利的为并不是这两个国家，所以我们看现在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战，我们也要牢记历史的教训。
另外，我们看现在的整个能源行业，现在能源转型的讨论比较多，我把能源转型分成三个流派，一个就是以图左边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包括德国这类国家为主。他们就提出，我们能源转型只要靠企业能加上可再生能源，其他所有的都不需要了；中间这一个流派，就是像BP这样的石油公司，以及国际能源署这样的国际机构，他就认为能源转型，至少要把天然气加上来。那么第三个流派，就是以中国，部分专家和机构的观点认为，“我们也不能不把村长当成干部”，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煤炭也能成为清洁能源。那么能源转型路线之争，对各个地区的能源行业的影响，其实是挺大的。但是我们看看能源转型，它实际上对不同的地区还有国家影响很大，这是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一个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能源转型对石油进口国肯定是利好的，但是对出口国，就会对他们的GDP造成冲击。我们看的百分比虽然小，但是如果中东这样的产油地区不能通过高石油收入进行政治维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地会发生什么情况。那么同理可证，就像陕西这种又有石油产业，又有煤炭产业的地区，如果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不及时地、主动地进行一些应对，未来必然会面对一些挑战。
另外，中国能源改革现在步入深水区，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深水区的概念在哪呢？一方面，我们能源改革目的是为了打破垄断，提升效率。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在能源行业垄断——尤其是国有企业带来的垄断还是比较严重的。可是我们的改革又要求要做强、做大、做优国企，那么在政策实施的层面，这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冲突的。另外就是现在我们对于能源的指导理念是有缺失的，对于如何进行能源转型，这里的“如何”就是说，进行能源政策研讨，国内的讨论经常是不在一个频道上的——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个人观察，因为时间问题，今天暂时不进行展开。
关于城市化的影响，我们知道改革开放1978年的时候中国城市化率不到20%，短短的40年，到2018年城市化率已经到了60%左右，城市要发展，那么我们的机械就要跟上，那么无论是钢铁还是像水泥这种产业的发展，我们能源尤其是煤炭行业的投资都一直是配套进行的，这也是这个行业为什么发展这么快的理由。
那么我们看人均用能方面，过去农村人口用能是比较低的，现在虽然接近城市人口的水平，但是用能的结构还是非常不一样。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清洁除用燃料方面，中国现在还有30%的人口不能使用到清洁的图用燃料，未来在能源扶贫，包括环境（市民领域）——这里面对能源行业的影响肯定还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趋势是能源行业电器化势不可挡，那么到2040年，根据相关估计，中国一个国家发电量的增量就相当于现在美国全国发电量。印度一个国家的增量就相当于现在整个欧洲的增量，如果电气化的趋势这么高的话，那么它主要的推动力从全球层面来讲，来自于智能、来自于电动车以及数字化，那么电力行业的发展，对这个能源行业，尤其是煤炭肯定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光看到有利的一方面，那么现在整个全球层面，现在有愈演愈烈的环境焦虑、气候变化暂时不提，在许多新兴经济体国家，包括中国、印度，那么我们对空气污染，效率是非常大的。煤炭燃烧，尤其是二次颗粒物的排放，在中国的雾霾pm2.5的排放里面占比较高，但是根据北京的经验，仅仅是把煤炭完全去掉，雾霾问题实际上也没有办法一下子解决，因为这个雾霾治理问题非常复杂，它不仅仅是关于煤的问题，包括工业的问题，包括周边地区的问题，还有交通领域的问题。雾霾可能是中国需要最少一代人才能是治理成功的，未来这始终是煤炭行业绕不过去的一个坎。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1月上台之后，在半年之内就宣布美国计划退出《巴黎协定》，这对全球的气候变化谈判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首先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面对的国际压力肯定小了。但是另外就是，非常有深意的，非常重大的国际政治的议题，都会出现反弹，因为美国历史上曾经也退出过《京都协定》，但是最后2015年的时候，中美还发挥全球领导力，推进了《巴黎协议》的达成，所以对于气候变化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持续的关注。
另外，中美关系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观影响非常深远，我原来在国际能源署工作的时候，经常和发改委能源局进行对话，就提出过一个概念——我们要走市场化的发展的道路，我们要更多地从国际市场上去进口原油，来满足中国的需求。但是，在中美关系的背景下，去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45%，那么站在能源还有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讲，它对能源安全是不放心的，尤其是中国现在石油进口超过70%，要通过狭隘的马六甲海峡，所以，由于对能源安全的担忧，未来我个人感觉对很多产业，包括煤炭产业，包括煤化工产业的政策，现在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另外我们看看中美贸易战，从能源贸易的角度来讲，如果中美贸易战不完全破裂的话，能够有一个暂时的协议，三五年内，中美之间的能源贸易达到个500亿美元的水平，甚至努力做到1000亿美元的问题都不大，但是由于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那么未来这一块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包括美国对华的化工品出口，我们说中国能源行业，尤其是我们煤炭行业的展望，那么有一个议题，就是这几年它讨论的比较热的就是中国煤炭消费在2013年是否已经达到峰值了？这是中国能源研究会的一个研究，其实我本人原来所在的国际能源署也有类似的一个结论，但我个人认为，这里面的不确定性非常大。首先，中国未来经济，现在是属于一个L型这么一个底，未来反弹的力度包括反弹的时间，都很难讲。另外，现在政府对于这个行业的调控政策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且我们行业的统计数据，老实说，问题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未来煤炭消费，到底会不会再超过2013年的水平还是有争议的。
那么我们现在具体看看各个不同行业的一些情况。煤电方面，最近谈论比较多的就是做十三五中期评估的时候建议，就是2030年的煤电装机目标控制在13亿千瓦，因为去年这个装机也就是10.1亿千瓦，那么如果真的要上13亿千瓦的话，那我们想想，最少还有300台煤电机组的市场增量。
另外能源局的角度来讲，对于煤电装机到底能不能上到那么大，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2030年中国政府承诺，我们要把碳排放做到达峰，那么根据《巴黎协定》的2度目标，甚至是1.5度目标，我们没有碳排放的空间。
接下来我们看核电，那么中国如果要把煤电压下来，核电了就是最有可能的、一个替代的清洁能源技术选项，虽然中国现在的核电装机达到了4590万千瓦，但由于这几年技术审批的速度慢，我们十三五规划的5800万千瓦目标肯定是达不到了，但另外在中国的核电发展有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内陆核电，十四五到底能不能开闸，由于福岛核危机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核电开不开闸它必然会影响到煤电的装机，煤电2030年具体的装机目标又会影响到整个行业的煤炭消费，那么我们在联动，就是2030年整个的碳排放达峰的目标，整个行业的就是各个不同子行业的煤炭消费水平，是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的。
那么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呢？我想，在中国的层面，看全国来讲，我们发电虽然远远不到10%，但是在部分地区要包括宁夏，甘肃，青海的一些地区，实际上已经到了比较高的发电水平，未来火箭基础的灵活性改造，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议题。
散煤治理这一块，在中国一直——实际上是有一个统计不太清晰，包括界限、定义也说不清的问题。但是最近，NRPC的煤矿项目，他们连续发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关于散煤，他们2015年估计全国大概有七亿吨，那么未来如果煤化工要发展，那么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前提，除非散煤能够比较快的压下来，不然的话，如果这一块工作做的不到位的话，那么可能留给煤化工的用煤量，可能也会有一些限制。
天然气行业的发展，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煤炭行业会有比较大的影响，那么这几年天然气行业发展在中国还是比较好的，国际能源署预测中国2024年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去年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包括管道进口，包括LNG进口，去年已经是全球最高，包括未来价格的走势，包括整个天然气行业消费的走势，对煤炭行业肯定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我个人认为影响煤炭行业发展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能源统计数据的影响。因为中国在前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之后，我们都大幅修改过关于煤炭行业的统计数据，我们以2000年为例，最早公布的煤炭生产量不到11亿吨，现在13.8亿吨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只差40%，那么2015年的那次修改，让2012年的煤炭消费量出了6亿吨的一个调整，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第四次的全国普查，未来会不会出现这么大幅度的调整，肯定是有待观察的。
石油行业未来还是有增长的，增长它主要来自于化工，那么未来这么十多年了就是有1/3的石油行业的需求增长是来自于化工行业。
让我们看看具体全球化工层面，化工对行业的投入主要有两块，一块是过程燃料消耗，另外一个就是原料消耗，那么这两块的占比现在基本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我们具体看从1970年到2015年的投入，石油占了74%，天然气占了24%，煤炭只有1%。我们看2017年全球化工原料的投入，原油这块是1200万桶/天的一个水平，相当于全球消费量12%，中国全国石油消费量90%的水平。天然气就是1050亿立方米，总量也是比较大的。在这里煤炭依旧不是主流，全球只有中国做煤化工肯定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让我们看看中国现代煤化工的发展，这里抽取的也就是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和乙二醇，那么就这一部分，现在耗煤已经接近7000万吨。如果规划产能能够实现的话，那就是2020年2.4亿吨，但是预期可能也就到1.5亿吨，但总的来看是增长还是比较快的，我们看看中国煤化工的国际成本比较，不同原因、不同地区，我们比较所谓的高附加值煤化工产品生产成本，中国从2010年到2017年以甲醇煤基为原料的煤化工，它的成本实际上还是降了一些的，但是我们跟中东，还有欧洲，还有包括美国以乙烷基为原料的煤化工产品比，实际上还是没有价格优势。另外，我们说起煤化工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两块，一个是环境保护，我们知道2003年时的时候，国内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煤炭集团，他们的煤制油项目被绿色和平盯上了，虽然这个报告现在在国内是封的，但是这个报告在内部会议，包括部委的领导，甚至中央的领导都点名提问这个问题，所以煤化工环境风险肯定是比较重要的。气候变化这一块不用说，2030年之前肯定会爆发。另外，我们看煤化工，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就是你必须要联动国际油气市场价格走势，但在这一块，中国是没有定价权的，所以这一块的变化我们不得不重视。
最后交流一下一些政策启示的分享，中美关系重定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中国的能源安全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煤炭行业，包括煤化工的产业政策的调整。那么由于煤炭行业发展与政府决策的关联度较高，包括我们经济走势不确定，实际上中国煤炭产业链，包括煤炭消费量，未来的走势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现代煤化工理论上应该属于备用技术，实际上会不会是这样呢？很难讲。未来如果地方政府层面发力推进煤化工，那么在政府层面，首先我觉得一定要加大这个行业监管力度，那么在行业层面，需要自立，而在企业层面需要规避风险。不然的话，我们出现行业过热的话，一定是中央政府的重拳整治，最后就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之后，煤炭行业的历史数据会不会大幅调整，就牵扯到了我们煤化工行业未来发展的空间，所以值得高度关注。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About Kevin Tu:
Kevin Tu is a fellow at the Center on Global Energy Poli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ior to September 2018, he was China program manager at Paris-based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here he led the Agency's efforts to engage China in international energy governance and supervised the IEA China Liaison Office in Beijing. Before joining the IEA, Tu was director of China Energy & Climate Program at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in Washington DC.
Previous to that, he served as partner at M.K. Jaccard and Associates, a premie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consulting firm in Vancouver. Before moving from China to Canada, Tu was the director of marine operations at Shenzhen Sino-Benny, China’s largest LPG importer and distributor. He also worked first as technical supervisor and the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r for Sinopec, a Chinese national oil company.
Tu has more than two decades of solid experience in the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fields in Asia Pacific,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his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the full spectrum of energy issues including fossil fuel value chains, energy transitions, energy sector reforms as well as climate change, with a focus on U.S.-China rel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bilateral energy trade and China’s energy & environmental policies.
Tu obtained a master of resource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rom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in Canada, and a bachelor of chemical &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in China.
涂建军个人简历：
涂建军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研究员。2018年9月之前，他是国际能源署（IEA）中国合作部主任（常驻巴黎），并全面负责IEA的中国事务以及IEA中国联络办公室（北京）的管理工作。在加入IEA前，涂建军曾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
在此之前，他是加拿大温哥华知名能源与气候政策咨询公司M.K. Jaccard and Associates的合伙人。另外，他还曾经担任中国最大液化气进口及销售公司华安液化石油气的海上作业主任，以及中国石化的技术员及施工项目经理。
基于他在亚太、北美及欧洲地区二十多年的能源与环保从业经验，涂建军对包括化石燃 料产业链、能源转型、能源行业改革及气候变化等议题在内的诸多能源领域有深入研究，并重点关注中美关系对两国能源贸易以及中国能源、环境政策的影响。
涂建军从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获得资源与环境管理硕士学位，并从中国浙江大学获得化工机械专业学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