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年，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再次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但不同于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提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采用了“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的说法。

从“加强”到“推进”，改变的不仅仅是用词。“如果说此前还带有‘强化’的意思，‘推进’意味着这项工作必须要做、必须完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所长刘中民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表示，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仍将达50%，2050年占比40%。“今后较长时期内，煤炭仍将是我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基石，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能源绿色发展的最现实选择。”

如何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表示：“推动煤炭安全高效绿色开采与清洁化利用，是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需要国家从战略、技术、管理等多个层面予以支持。”姜耀东建议，建立国家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部际协调机制。

“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部门多，需要建立包括国家权威部门在内的协调机制，在产业政策、规划布局等方面，解决相关问题。”姜耀东说，按照“科学开发、全面提质、先进发电、转化升级、输配优化、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的总体要求，鼓励政府、科技界和产业界加大研发投入，逐步实现煤炭开发利用全产业链的清洁化。他提出，要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力度，尽快启动国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2030重大项目，将关键性技术攻关项目列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能源重点创新领域和重点创新方向，开展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重大示范工程建设，搭建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引导企业加快应用先进技术。

全国人大代表、兖矿集团董事长李希勇称：“我们已投入近20亿元用于清洁化技术攻关，通过高效转化实现精细化工品生产以及散煤清洁燃烧，是兖矿推行清洁化利用的主要途径。“例如：面向量大面广的民用散煤，采取‘改性洁净型煤+新型解耦环保炉具’的新路径，可降低烟尘排放95%以上、二氧化硫排放60%—95%。既实现煤炭前端洁净加工和提质改性，也可控制中端燃烧过程、后端污染物排放。”李希勇透露，下一步还将推动煤炭向新能源转化，“初步计划投入10亿元，用于煤炭制氢及下游氢气储运、氢燃料电池等研究。”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表示：“我们国家的资源是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也决定了“煤老大”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旧作为我们国家主体能源的地位不会发生变化。我们一直在扎实开展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到去年年底，已经累计完成了超低排放改造7亿千瓦以上，节能改造有6.5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的工作仍然要围绕发展清洁高效的燃煤发电，开展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减少煤炭分散燃烧和污染物排放等关键领域展开。”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总经理韩峰表示：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就要是按照“依托大 型炼油厂开展煤与石油综合利用工业化示范，采用煤气化 为核心的制氢系统，节省天然气”的要求，结合油品质量升级的资源需求，加快推进煤气化制氢的布局，综合采用二氧化碳回收技术，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更多绿色低碳能源。

当前，煤炭直接气化生产氢气技术可行，不仅安全环保，而且成本低廉，煤制氢就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齐鲁石化煤气化装置就是让煤炭“乌金”变“白金”的鲜明案例。因此，韩峰建议：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尽快将煤炭消耗总量中的燃料煤总量和原料煤总量合并统计口径进行修改，做到分类统计、有控有增。二是科学控制燃料煤总量促进大气质量改善，切勿“谈煤色变”，做到“一分为二”；鼓励调增原料煤总量用于制氢、制化学品，积极引导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全国人大代表、神华包头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贾润安介绍，如今我国煤化工产品种类越来越多，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气和煤制乙二醇等示范工程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一批新型煤化工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多套大型煤化工项目实现商业化运营，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只要项目运营管理到位，煤化工的工艺技术和经济性是可行的，安全环保是可控的。”贾润安说，“新型煤化工对于实现煤炭高效转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增强能源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煤炭清洁化利用痛点长期存在    

进展有目共睹，清洁化利用的步伐却仍待加速。多位代表、委员不约而同指出，由于关键技术支持不够、基础研究相对缺乏、传统观念尚未扭转等原因，我国煤炭清洁化利用痛点长期存在。

在袁亮看来，因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关键核心技术支持不够，目前对颠覆性技术的创新研究依然不足。“例如，目前的碳捕集封存与利用技术，离规模化、全流程示范应用仍存在较大差距，捕集成本十分昂贵。煤制特种燃料、转换效率提升、节水降耗等关键技术也有待突破，部分核心装备卡脖子问题严重。”

这一说法得到刘中民的赞同。“到目前为止，我们连煤炭的基本结构也未彻底研究清楚。看起来一块黑乎乎的煤炭，到底由哪些物质构成、具体分子结构什么样，至今也没能给出清晰回答，仅靠热量、灰分等简单指标过于粗放。”

刘中民进一步告诉记者，基础研究缺失，主因之一是支持力度不足，长期以来在此方面的投入，并未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所占的地位相匹配。“煤炭及下游链条的反应千变万化，换一种催化剂就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产品。基础研究好比搭积木，若在最下面放一个球，整栋房子就很难建起来。”

因技术、研究受限，同质化、低端化等影响也逐渐浮现。以清洁化利用的重要方向——现代煤化工为例，全国人大代表、延长石油集团董事长杨悦坦言，行业目前的确存在产能过剩、产品重复等隐患，“一个好的产品、一项好的技术出来，很多企业可能蜂拥而上。但创新是买不来、等不来的，永远跟着别人走，大宗、低端产品必然很快陷入同质。”

围绕现存制约，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煤炭清洁化利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国家从战略、技术、管理等多个层面高度重视。”姜耀东如是说。

刘中民则称，清洁化利用并非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其中既要鼓励产业发展、技术支撑，也需开展长线的基础性、探索性研究，“这不是建几个项目、工厂就能解决的问题。要真正实现清洁化，最基础的工作必须有人来做，在此基础上通过升级换代，才能形成技术与产业良性互动。”

李希勇提出，鉴于洁净煤制备和清洁燃烧的部分产品与技术已获成功，建议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的原则，鼓励支持这些技术产品的推广应用。“在符合环保指标的前提下，给予地方政府、用户更多的选择权，允许市场准入，并建设清洁煤示范区，更好发挥煤炭资源保障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神火集团董事长李炜呼吁，进一步提高社会对煤炭清洁化利用的认识。“我国大力推动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已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总体目标，这说明通过合理技术，煤炭足以实现清洁利用。是时候扭转‘傻大黑粗’的传统认知了。”